“读图时代”一说在中土甚嚣尘上已有多年。当有些人还在为所谓的“读图时代”一词的发明权喋喋不休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许根本不知或视若无睹，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中国，早就有人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有目共睹的、而且在国际上也毫不逊色于同行的堪称伟大的“读图”文化的辉煌业绩。

　　比如，1926年在上海创刊的《良友》画报，要比1936年创刊的美国《生活》画报早了足足十年。但是，不知怎么地，现在的人们在谈起“读图时代”时，似乎硬是要把那个时代给彻底遗忘，来个另起炉灶。似乎非如此割断历史，不足以体现其“独创性”。而就在人们有意无意地忘却那个曾经辉煌的“读图时代”的同时，那些“读图时代”的文化先驱者，如戈公振、伍联德、梁得所、马国亮、邵洵美、舒宗侨等先生也被同时忘却了。

　　说到舒宗侨先生，今年恰好是他诞辰100周年。1913年出生的舒宗侨，1935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在《立报》从事新闻采访工作，曾经采写过有关“七君子事件”的深度报道，也采访过抗战爆发后的多次中日对垒，如淞沪抗战、台儿庄大战等。他也于1935年与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陆诒、沙千里等人一起签署《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宣言》。后来，他离开《立报》为苏联塔斯社工作。在重庆，他曾经被莫名其妙地系狱五个月。出狱后，舒宗侨在重庆于1942年创办了《联合画报》。

　　作为战时宣传品，《联合画报》的第一面图画版更由美国空军作为“纸弹”（paper bomb）时时空投到国内沦陷区，为突破日本实施的信息封锁，传递盟国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消息，激励国民的抗日斗志，挫败日军士气起到了重大作用。从1943年起，《联合画报》更不断采用中美无线电传真送来的新闻照片，进一步提高了新闻效率。除了《联合画报》，舒宗侨在重庆期间还创办了影闻新闻社与《大战画集》社。“影闻”者，是以幻灯片（包括了绘画与摄影这两方面内容）、照片与电影为主要手段的影像新闻。他还不定期地编辑以图片为素材的《大战画集》，共出版了五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个摄影宣传机构是一个中国人自主创办的战时视觉宣传的复合体，其功能各别，却能够在对日宣传战中有机整合，发挥重要作用。

　　舒宗侨当时的工作，不仅仅只是突破新传递真相，而且也是以摄影的方式与敌方展开的艰苦宣传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舒宗侨作为中国战时宣传工作的先驱之一，是当之无愧的。而这样开创性的工作，就其性质而言，其实也早就突破了他自己一贯恪守的新闻学范畴，而成就了中国现代传播学、尤其是视觉传播学的最早一批实际成果。

　　抗战胜利后，美方以１美元的代价象征性地把《联合画报》的权利售与舒宗侨先生。这个转让仪式的见证人是后来成为美国中国学大学者的费正清。舒宗侨在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租下200多平方米的房间作为编辑部宣传画报，开始以个人名义经营上海《联合画报》。在此期间，他多方收罗相关照片，编辑出版了四本摄影画册。那四本摄影画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1946年）、《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合编，1947年）、《二次大战照片精华》（与魏守忠合编，1948年）、《学生解放运动史画》（1949年）。为收集有关二战照片，他时刻留意日侨归国前出售的物品，从中发现照片材料，也到被接管的伪《中华日报》编辑部去搜罗。前三本摄影画册，以硝烟味血腥气尚未消退的二战照片为主要媒介，以图缀史，再现了世界人民、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打败法西斯的光荣历史。尤为可贵的是，他的这三本战争画史，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尽力全面反映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各个政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历史表现，尤其是对于的抗战，也给出了较为充分的版面。他与曹聚仁编辑的《中国抗战画史》，出版后反响尤其之好，以至再版，为后来者存留了许多珍贵的摄影史料。舒宗侨的工作，不仅对于保持历史真相，防止历史风化，打下了最初的视觉基石，同时也表现出一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于他所身处时代的“当代史”的敏锐感性。他能够在战争结束不久，就及时收集摄影史料，编辑成集以防散遗，就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舒宗侨先生也是中国新闻摄影、新闻摄影教育及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先驱者。上海解放时，他手持照相机拍摄到了进驻上海的珍贵图像，其中有些呈现接敌的画面，很有现场的紧张感。应陈望道之聘，解放后他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新闻摄影教研室主任。1957年，他被打成“”，把辛苦收集来的二战照片与底片上交给北京军博与上海历博。“文革”中，他也曾遭受迫害，把家中多余的《联合画报》撕去封面当废纸出售。

　　作为晚学，我只是在学院的新春聚会上见过舒宗侨先生数面。但最不能忘怀的是，在2001年，他以年近九十的高龄，亲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为该校摄影系申报从专科升本科作论证。当时我也参与了论证。后来此事顺利通过，该校摄影系成为上海第一个高等摄影教育机构。我想，舒老的意见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也可以令人感受到他对于中国摄影教育的一片热忱。2007年，舒宗侨先生在上海逝世。

　　中国的现代大众传播史、视觉传播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始有机会肇始。惜乎许多由像舒宗侨先生这样的先驱者为我们后进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视觉传播方面的经验与成果，都没有获得及时的、全面的总结，并转化为真正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在今天开始大谈重视对外传播，强调中国的国际新形象的时代，他的工作其实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真希望现在那些从事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会有人对于舒宗侨先生的工作发生兴趣，沉下心来从学术角度作一严肃认真的梳理与研究。